自从柬埔寨洪森2021年实施8令后，原来在柬埔寨滋生的网络诈骗产业、赌场杀猪盘等灰黑产业，就陆续迁往缅甸各地区。
而对于缅甸，各地军政府内斗了几十年，后来停火形成了现在的大大小小的军政府势力，如佤邦、掸帮、果敢等，导致中央管不到地方，都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。而这些武装的经济来源就是各显所长了。同时因为毒品交易被各国打击，所以网络杀猪盘就成了搞钱的最快手段。
所以政府很缺钱，发展赌博被当成了一条新路、快路。而杀猪盘网络诈骗和暴力活动就是赌博产业的附属品。
所以了，没人管，管不了，不愿管，就成了缅甸发展赌博产业的政策现状。但如此发展的缅甸，实在前途难料。而网络诈骗的新天堂，也只是这个变化的其中一部分的衍生品。
2021年8月，苏响、苏奕兄弟从中国前往老挝一家建筑公司打工。2022年3月底，兄弟俩准备从老挝入境云南，回国探亲。半路上遭到绑架，以每人13万人民币的价格被卖到缅甸妙瓦底——这里分布着一两百个网络诈骗园区，他们进入的，是传说中最恐怖的KK园区。
在园区的一个多月中，苏响几乎每天挨打，见到过惨绝人寰的折磨、体罚，有人因为逃跑被打了个半死。经过长时间的侦查、谋划和准备，他在5月8日，带着弟弟一起出逃。
一天一夜后，他们逃出危险地带，进入泰国，在移民局滞留两个月后，成功回国。此后，苏响利用成功经验，先后引导另外4个年轻人逃出KK园区。其中两人在行至缅北掸邦果敢自治区老街时，又被当地人两次绑架，并以每人30万价格卖入网诈公司。5个月后，苏响身上的伤痕依然明显。
他出生在东北农村，从小调皮，6岁那年离家出走。初中还没毕业，就因盗窃被关进少管所，刑期6年，服刑4年后出来。离开少管所后，刚成年的苏响对警察产生了仇视心理，“专门瞄准警察，偷他们的东西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把警察的枪也偷走了。”
于是，走出少管所仅一个多月后，苏响又被抓，被判刑7年。算上几次减刑，他前后坐了10余年牢。直到2018年年初，他才出狱。
这次出狱后，苏响成熟了。给不太熟的人发微信，他会用尊称“您”。看着父母逐渐老去，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，他决定好好奋斗，做一个守法良民。不久，他带着内向老实的弟弟苏奕，到华东地区做建筑装修，后来回到东北开店。
让人头疼的是，苏奕沉迷于网络博彩，欠了家人和贷款平台共30多万。越穷，兄弟俩越渴望赶紧挣钱。这时，苏奕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：老挝工程公司，招聘电工，一个月1万。
苏响不放心弟弟，决定陪他一起去。2021年8月，兄弟俩通过云南陆路口岸，到了老挝金三角著名的金木棉酒店。
到了老挝，苏响感受到东南亚赌博、诈骗的猖獗。“这几年，中国国内利用互联网诈骗、赌博流到境外的钱，好几列火车都拉不完呐！”好在他们的老板不错，还是东北老乡。老板说，“你们兄弟俩胆子挺大。幸亏遇到我了。但凡遇到一个诈骗公司，就搁那儿废了。”
今年3月27日，因为家中有事，兄弟俩跟老板请了假，打算回国。出发前，他们跟皮卡车司机讲好了1.2万元价钱，直接送到西双版纳勐腊口岸。走到中途，皮卡车停下来，称要换司机。接着，四五个老挝人拿着手枪，收缴了他们的手机，用绳子把他们绑了起来。
接着，他们被带上船，沿着湄公河往下走，两天后，老挝人把他们带到了泰国和缅甸交界的湄索县。隔着窄窄的默伊河（Moei），湄索的对面就是缅甸妙瓦底。
直到两三个月后彻底脱困，苏响才从老板那里得到消息，“你们被绑架，幕后肯定是中国人操作的。”但老板也告诫他们，“你也不用找了。”
在湄索的一家宾馆被关了一夜后，3月29日，他们被卖掉了。“我和我弟，每人卖了13万人民币。”接着，他们被六七个缅甸人押送过河，带到KK园区。KK园区的员工宿舍楼。
从中国境内到缅甸、老挝、泰国，有许多成熟的“猪仔”贩卖路线。“从偷渡、运送到几道转手，蛇头掌握每一段路上的情况，包括安排谁去接——这个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。”苏响说，只有在少数情况下，才会发生被绑架者逃跑的“疏漏”。
进入KK园区时，苏响看到了“三道防线”：第一道是持枪的士兵，第二道是铁丝网，第三道是高墙。每两道防线之间相距二三十米。
经过第一道大门时，苏响看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士兵，“那个站岗的孩子，还没有枪高。他搂着枪，都要睡着了。”后来看一些视频，他才知道，在缅甸，尤其在金三角，地方武装招未成年人是常见现象。而园区内的保安，大多是会说汉语的佤邦人。
网络诈骗需要用电脑，对打字速度有很高要求。但苏响只有小学文化，加上坐了10余年牢，跟社会脱节太久，用手机打字尚且要靠语音输入，敲键盘只会“一指禅”。“管理层嫌我太笨，不会打字，一瞅见我就想揍我。”
困在KK园区的日子里，他几乎每天挨打，也慢慢变得绝望，“我寻思，我这辈子可能就扔在KK园区里了。”他也担心，说不定哪天就和弟弟分开了，或者被卖掉了。
“在一个小院子里，从这头到那头，一次搬18块砖，一块都不能少，来回搬。一天得搬2000到3000块。”搬的过程中还得不停喊口号，“我要改变我自己。”这句话，是网诈公司对员工洗脑的标准用语。苏响说，这里就像一个监狱。他看到一些人被绳子吊起来，“两脚着地，又没完全着地，然后（被人）用鞭子抽。”
搬了两天砖后，苏响耍了个小心眼。他的痔疮犯了，便血，他就把血抹在手上，告诉看守，“再这么搬我就得死。”于是，他被安排看网诈教材，而弟弟则连续搬了15天砖。
回到公司，组长阿森劝诫他们，“要么在这里搞到钱，要么在这里废掉。”“废掉”，就是丢胳膊断腿，或者死掉的意思。
网诈公司里等级分明，依据能力和业绩，分为员工、组长、团长、总监等。从一个小领导那里，苏响看到了自己的命运——这是一个直播团长，也是公司的二把手。他带领团队做到了整个KK园区业绩的前三名，他感觉自己挣到钱了，想回家，老板却不放他走。“得让他沦为老板的挣钱工具嘛。”苏响说，园区开出的条件是，他得在园区的酒店里消费半年，才给他安排回国。但最后很可能不会兑现。
还有一位团长为公司赚了上千万，提出离职，“被总办的督察打，往死里打。打到第三棍，他受不了了，还是回来上班。”
普通员工就更惨了。“你挣不到钱，就天天打你，把你卖到另一个企业；或者让你家里人拿钱赔付。”苏响说，所谓的25万赎身费，有时候也不会兑现，“他们拿完这25万，又把你卖到别的公司。”
在公司里的地位，主要看业绩。业绩好的会被提拔为管理层。“有个十六七岁的小孩，都当了团长。”
被打原因有很多。“比如（聊天）打招呼的内容数量不够，比如没开出单子，没骗到钱，都要挨打。或者有的人勾心斗角，看你不顺眼，也可以每时每刻扇你两巴掌。”每个陷入其中的人，都面临心理考验，“有的人一年做不出业绩，也会面临危险。”
办公室里的惩罚无处不在，苏响亲眼见过的就有多种。“吃芥末，吃很辣的火鸡面，俯卧撑100个，抱着铁牌子深蹲，劈叉并用棍子打，都很正常。或者让你扛着一桶水，蹲着来回走。”严重的，会被带到总办挨打，铐上手铐，体罚工具有棒球棍、铁棍、刀、电棒等。
苏响亲眼看到，一些同事出不了业绩，或跟国内的人聊天被发现了，就被堵到墙角，遭受电棒电击。“连续电几十次，持续三五分钟。电完身上都会起泡。”逃跑被抓回的人，则会受到更严重的惩罚，包括坐水牢。虽然也听说过“活埋”，以及网络俗称“噶腰子（东北话，割肾）”的“活摘器官”，但苏响并没见过，“也不可能让你看到。”
还有一种惩罚，是吃汉堡，“把汉堡里的肉拿走，夹着屎让你吃。不吃怎么办？不吃就揍你。”
一位困在园区里的年轻人向国内的朋友抱怨，“这边死人，真的就像死个狗一样。”
但对园区内的欧美人、黑人，网诈公司就不会那么肆意妄为。苏响说，“他们对会说中国话的，就特别凶狠。”
有时看到同胞被折磨，苏响也会产生反抗意识。“我想，我没能力，有能力我就是不要命，也要他们。”他甚至想过，通过黑市买炸弹，寄到园区里，“我想把那个最高的建筑信号站给炸了。那样他们就挣不到钱了。”
在园区里，苏响没有一天不想逃跑。但4月中旬发生的一件事，给了他很大触动。
一位大个子，身高2米多，代号“丞相”。他借助去超市买东西的机会，跑出了KK园区，游过河，到了泰国境内。但他放松了警惕，在泰国的信号塔下面抽了一根烟，于是暴露了。7名泰国警察围了上来。“他用英语跟人家交流，人家听不懂，直接把他送回了园区。”
回来后，丞相被拉到兵站，几天里，“被打了七八千鞭子，吃的比猪食还差，每天只有凌晨4点到7点才让他睡觉”。回来后被拉回总办，又打了100棍子。苏响看到，丞相“从后背到脚跟，全是血色的伤。特别是，已经烂了，都是黑色的。”十多天后，他被卖到了别的园区。
他花了8天，借抽烟等机会侦查园区地形。“80%的地方我都走遍了。”有一次他还上了老板居住的洋房楼顶。当时正好几个缅甸工人来修防水，“老缅以为我是来监工的。我给他们发了烟，就踩着他们搭的梯子，一起上了三层楼顶。”洋房建在山坡上，是这一带的制高点。他站在这个制高点上，观察了园区之外的地形。
他发现，大门方向有三道防线，还有很高的岗亭，不能接近，园区南边也不行。但二号食堂外是一大片荒草地，中间有一条公路，远处则是一片山林。这个发现，让苏响对逃跑信心大增。
吸取丞相失败的教训，他认为，出了园区后，不能马上过河。他的计划是，要往缅甸的山林中跑，避开有人的地方。他知道，即便出了园区，也会被当地村民举报，“有些村民就是赏金猎人。”甚至泰国警察也和园区有关系，抓住人后再卖掉。
临行前，他们偷偷准备了手机、充电宝、长袖衣裤、手电筒，以及一些食物。这些物品也都有讲究。“手机事先下载好Google地图，即使在没网的情况下也能查看所在位置；手机卡充好话费；衣裤的颜色要与草丛接近，方便隐藏；手电筒是那种小巧的强光电筒，便携，夜间照射范围又小，减小暴露面积；还要拿着塑料袋，过河的时候装手机。”
那之后，他开始等着放假和一个下雨天。“下雨的声音，会干扰巡逻保安的注意力。”苏响了解过，这些保安每月工资只有2000多块，下雨天不会太卖命。
此外，晚上的巡逻更严密，白天的反而比较松散。经过七八天踩点后，5月8日，他和弟弟做好了准备，开始逃跑。“那天是周六，母亲节。”有钱的去商业街消费，没钱的在寝室补觉。25岁的同事杨晓斌原本要和他们一起逃，但当天他睡着了，为免打草惊蛇，苏响就没叫他。侦查园区内外地形8天，苏响才有了逃跑的把握。
在一处新盖的楼房围墙下，兄弟俩花了40多分钟，徒手挖出一个通道，爬了出去。“新盖的围墙，土质松一些。”趴在高墙外，他们不敢出声。园区外的荒地，也受到保安亭的严密监控。这时，苏响选择的草皮色衣裤恰到好处，“往草里一趴，不动弹的话是看不到的”。
他们往山坡方向爬的时候，三条狗汪汪叫起来，于是他们就在沟里趴着，打算等到天黑。大雨没有如天气预报所说的下下来，“但远处已经看见在打雷了”。
暮色降临后，他们爬了几百米，身后仿佛有手电光。兄弟俩站起来，拼命跑。他们穿过几片玉米地、收割过后的稻田，往一个亮着灯的缅甸寺庙跑去，边跑边看手机地图。等到他们进入一个缅甸村子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村里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佛龛，佛龛边上有自来水和饮料。“我们就喝佛龛的水，捡路边掉下来的青芒果充饥。”
不久后，村里又有狗叫，有手电筒的光晃来晃去。他们赶紧离开。深夜11点半，他们偷偷把手机装在塑料袋里，高举着蹚过了河。
上岸后，跨过一个栏杆，就是泰国境内的公路。路上漆黑一片。他们根据地图，始终走人少的地方，尽快远离缅甸和泰国的边境河，“我感觉那条河的附近是敏感地带，（住的）都是卖人的。”兄弟俩不停不歇，走了一夜。“你明白我们心里怎么想的吗？我就想，这一宿相当于一人挣了近 25 万人民币，两个人挣了 50 万。”
次日早上5点，他们在一家小旅馆住下。在这里，他们以找工作的名义打听了一下情况。有人告诉他们，最好去金三角，那边办回国手续更快一些。其间，店老板进房间拍了一张照，“后边还跟着个中国人。应该是他们偷渡过来的人跑了，拍照确认不是我们，就没事。”
但苏响还是不放心。第三天，兄弟俩往金三角方向走的路上，遇到了泰国警察。随后，他们被送到湄索移民总局。
湄索是远离首都曼谷的边境地区，物价极高，与人口贩卖、网络诈骗和赌博势力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。不久，湄索移民总局将苏响、苏奕兄弟送上法庭，以“非法入境”罪名，对他们每人罚款3000泰铢（约人民币600元）。
在湄索移民总局待了1个月后，兄弟俩又被送到首都曼谷的移民分局。在曼谷，兄弟俩先后拿到了护照。8月12日，苏响从缅甸飞回广东，接受隔离。那天，距离他去年出国，整整一年。
成功逃脱后，苏响希望推广自己的经验，让更多同胞离开KK园区。他通过种种方式，向园区内的人传递信息。
在曼谷移民局期间，苏响跟原本要一起逃走的杨晓斌联系上了。经过苏响的远程指导，6月的一天，杨晓斌带着另一位朋友，成功逃出了KK园区。但杨晓斌二人没选经泰国回国，而是自己找了蛇头，让家里的亲属和朋友汇款，途经缅北的老街，希望直接从口岸入境。
结果在距离边境30公里的缅北果敢老街饭馆吃饭时，两人再次被绑架，并被卖到了当地一家网诈公司。“他们两个人，每人卖了30万人民币。应该是被人‘做了扣’（类似‘仙人跳’）。”苏响说，在缅北，网诈、绑架都更猖獗，“一个人最高可以卖到35万人民币。”
“妙瓦底一个人卖13万，在缅北能卖到35万，这个差价就挺令人震惊的。”苏响说，随后，杨晓斌二人失联了。
即使到了泰国移民局，也没有完全自由。“他们不会轻易让你回家，会一直留着你，以要交路费、保释费的名义问你要钱。路费，以前只需要一两万泰铢，现在要一个人80万泰铢，就是约16万元人民币。甚至局长的翻译，也问我们要钱。”苏响说，有时候，逃脱网诈园区的人要在移民局等上三个月才能离开。
在湄索移民总局，苏响看到一个同胞，一直不愿付钱，甚至在外面请了律师。“他一直想跑，通过边境回国，移民局也没招了。”苏响说，有一次，移民局局长拿枪指着他，想吓唬他，“没想到，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上去把枪抢了过来，把那个局长整得很尴尬。”随后，这个人只花了1万元，就获准去了曼谷。苏响托他的福，也跟着一起去了曼谷。“所以我在湄索，就待了一个月。”
在湄索期间，苏响甚至见到了KK园区老板的儿子。有一天，移民总局抓来几个人，据说因为其中有人的护照逾期。苏响从一位女性那里得知，同行的一名男子是KK园区老板的儿子。“但他们不敢透露身份，怕移民局狠宰一笔，不轻易放他们出去。”最终，这些人花了10万，回到了妙瓦底。苏响说，他曾看到过这位“KK园区老板儿子”的护照。“名字我不记得了，但出生地是广东。”
回国后，苏响在网上透露了自己逃出KK园区的事，几位家长找到他，希望他帮忙救回他们的孩子。其中两个贵州小伙，按照苏响的指导，从他们逃走的同一处墙洞爬出了园区。
苏响事后得知，这两位成功出逃的小伙子觉得这是一条发财途径。“他们想利用这条路线，继续从KK园区里往外弄人，完了他们自己再成立一个小的网诈公司。想想都可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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